约翰·弗里德曼：走向美好城市的六大战略│焦点观察
作者： 约翰·弗里德曼，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荣誉顾问
译者： 冯革群，宁波大学副教授。fenggequn@nbu.edu.cn
本文原载于《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6期.
在当今比较发达的国家中，规划界的主要叙事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即怎样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和绿色。目前这一话语已经超越规划界，开始在其他领域流行。比如，几年前，我家乡的《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这不只是绿色的问题”，作者是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的建筑可持续价值研究中心主任蒂玛·班塞尔（TimaBansal）教授。她在该文中指出：人们通常以为可持续就是绿色和美好。但它不只是这些，它还意味着有利可图。
她的观点可能对商界人士大有裨益，但对规划师们并非如此。可持续性的概念其实并非只是保护生态平衡、维持社会正义和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可持续已经成为一句政治口号，但它并没告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宜居的世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应直击具体问题，思考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我们对未来期望的结果。
为此，我认为我们对城市和区域的未来重塑并非简单遵循一种线性规划，而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这种行动将导致我们与现实之间发生历史性的突破。我们生活在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如果我们在意自己的家园，那我们同样应关心那些远离我们的人们。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应该成为我们担当的责任。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每个人都应有担当。我们共担责任，实际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因此，我的视角既有全球性，又有特殊性和地方性。对于下面提出的这些具体战略，诸位并不见得同意，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了。而本文主要提出关于这些具体行动的一些想法，以免最终我们钟爱的东西被摧毁殆尽。
以下我将提出六个实现美好城市的战略。这些战略是关于个人、群体和组织网络致力于改善社会的努力。简言之，它们是一种市民社会战略，因为我深信，唯有倡导市民社会，才能带来历史性的突破，实现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这些战略的时间框架将是本世纪余下的时光，也许有人反驳说这些战略都太乌托邦了，但我认为只有列斐伏尔描述的那种“可能的不可能”才是真的乌托邦。首先我将它们罗列出来，然后一一解释，并说明理由。
● 学会生活在一个物质资源有限的世界（有限度的世界）之中。
● 致力于发展生态可持续和韧性的城市。
● 优先发展地方经济，并着眼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 建立一种核算体系，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视作同等重要，而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更有利于宜居城市的发展。
● 通过培育城市精神、多元文化、打造差异社区和保护市民组织来创建富有活力的城市。
● 重建公民道德，并将其作为地方自治的品牌亮点，通过协商行动致力于营造富有活力的宜居城市空间。
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世界是有限度的，只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永无止境。
资本主义拥趸者却另有假设，他们主张经济增长及其相关因素是不受限制的，并认为物质世界蕴含着无限的财富供我们人类尽情享用。他们坚称，针对所谓的“石油峰值”和全球变暖问题，人类将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方案。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人有时自欺欺人，以为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避免这些物质的限制。岂不知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经常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他们甚至会将这些负外部性进一步转移到更落后的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发展更加无可救药。
事实上，信奉经济无限增长的观点历史并不太长，差不多只有80年左右的时间，其出现是由于发明了一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广泛传播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这些措施自出台伊始就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基于现实的假象，却被广泛用来指导经济政策。而另一种超越市场逻辑的替代指标，比如联合国人口发展指数或生态足迹分析，迄今为止却很少有应用价值。最近对传统经济分析逻辑的批评是2009年9月给萨科齐总统提交的总统咨文，这份报告由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亚玛提亚·森（AmartyaSen）共同执笔撰写。两位作者建议，应将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福祉（包括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纳入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当中。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往往以国家层面为主。但在地区层面，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们也如法炮制，机械地套用这些有限的和误导性的指标，虽然他们更容易找到各自区域发展的丰富数据——如社区的、城镇的和区域的——并且可以更中肯地运用这些数据为本地居民提供健康的环境和宜居的生活品位。为了实现宜居城市和地区，我们需要更复杂的政策指导标准，而非传统的经济核算指标。
有关可持续城市的发展已经谈论很多，现在开始转向韧性发展。但到底什么是可持续的，或者什么才能促使我们达到一种长期的动态均衡，这方面的证据还比较零碎，只不过有些城市做得更好一些而已。实际上，如果要实现预期的目标，每个城市都有不少工作要做。
首先应该做的是，获得全新的思维方式——深刻理解城市根植于自然环境并与之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有些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 philosophy）。20世纪初期，盖迪斯和芒福德首先提出长时段的共生关系，而今已经出现多种多样的生物区域主义。我以前有个学生叫萨拉·彻奇（Sarah Church），她认为生物区域主义“能促进参与和合作，有助于地方的营造和场所的建构。要达到此目标，必须让人与其生存的环境生态联系起来，让城市形态更适应自然和生态的变化，维持城市的地方生态，并将地方环境和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她认为生物区域主义不仅包括一系列期望的结果，还应包括具体的实践，比如广泛的公众参与和一致行动。
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此目标，不仅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购买当地食品，还可以设计和实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而不是崭新的高速公路。目前在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方面的努力，比如通过改变建筑准则来节约能源，修建覆盖整个城市的自行车道路网来改善休闲和通勤条件，推广使用太阳能和风能技术，鼓励城市农业和植树造林，制定严厉措施限制空气和水体污染，促进循环经济等。以上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城市生态足迹，同时倡导更健康和愉悦的生活。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教授曾套用圣经上的一个说法“后者优先”（the last shall be first）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意思就是优先考虑满足基本需求的战略。对于那些已经达到一定物质财富水平的国家，世界银行将它们定义为“中高收入”国家，其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均衡，应优先考虑全体公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特别是那些贫困阶层，应尊重他们享有基本需求的权利， 比如用水、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的权利，从而实现完满的、负责任的和有创造力的人生。而对于那些大部分人口还处于贫困状态甚至无法解决饥饿问题的国家，其政策权重显然有所区别，应优先考虑发展经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将富国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穷国，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团结一致。
我们一旦来到这个世界，都拥有作为人的特定权利。其中包括非物质权利，比如拥有生命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以及物质权利，比如有保障和体面的住房权利。正因为许多国家大部分人的基本物质权利得不到保障，才促使我提出可持续和韧性城市发展战略。
在我居住了14年的加拿大最西端的英属哥伦比亚省，五人中至少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些估测中其比例更高。不过，在整个加拿大，贫困相对还不算普遍。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医疗保障惠及全民。但逐渐地，福利待遇正从公共预算中不断压缩，无家可归者和饥饿者正加大社会底层的规模。然而，反贫困法无论是在省府层面还是在联邦法制层面，都尚未提到更高的议事日程上来。
当我们谈论“经济”的时候，几乎没人会联想货币经济之外更广泛的工作活动，而这些一般被称为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这方面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家庭的“社会再生产”，比如做饭、护理、生儿育女以及赡养老人等。在我们这个社会，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是妇女，而且是无报酬劳动。但当我们进行“义工”活动时，实际也是在生产使用价值。许多非营利组织，比如筹办音乐节和建立邻里中心；还有大量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们，他们为支持公益事业，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才智和精力。在机构内部，志愿者的工作得到充分肯定，但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他们的工作基本还是默默无闻。如果将这些在非营利组织、教堂以及社区等机构工作的志愿者数字累计起来，那他们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巨大。很多志愿者都是退休人员，他们通过发挥余热，使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组织机构更高效地运转，并赋予自己人生新的内涵。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无私奉献的工作都被排除在城市和区域的官方统计数据之外。因此，第四个战略是希望无偿的工作活动也被纳入城市经济生活的合法组成并作为衡量社会繁荣的标准。目前，许多国家出现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快速老龄化、就业门槛提高以及高科技的投入使用，从而导致产出增加但就业岗位却不增加，出现一种“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现象，这更凸显了这一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一个用金钱衡量成功与否的社会，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往往被看成不值钱的人。所以我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将家庭主妇和志愿者的活动体现在统计年鉴当中，更应通过技能培训、义工交流以及将无偿的人力资源转化成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形式，来推广和提高无偿工作的质量。对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应给予酬劳；应以奖学金的形式引导年轻人从事环保工作；老年人与年轻人可以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互相合作。在一个已经选择退出无节制增长竞赛的社会，应找到新的方式让那些退出职场竞争的人感到对社会有用。尤其在老龄化社会，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而“无就业增长”已近在眼前。
第五个战略旨在通过超越消费主义来实现从物质化到非物质化的城市，因为创造性工作永无止境。我称此为消费城市向游戏城市（ludic city）的转型。
多样化是创新的血液。各种互不相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不断碰撞，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城市的多样化和与之相关的欢乐为创新生活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它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具有高度组织结构的空间分布。所以，决定城市生活非物质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社区振兴，即营造一些微观的、中心的和步行的空间，有利于人的交往活动。这是一种小空间尺度的城市，其中广场、茶馆、咖啡屋、图书馆、滑板公园、以及其他或隐或现的公共或私密空间等，都能激发一种生机勃勃的生活氛围，进而刺激创新活动和实践。
创新的生活能包容多元文化，同时，有利于吸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机构，它不仅能倾听那些层级分明的政府机构的声音，还能确保所有的观点都能得到畅通表达。我始终认为，一旦看似权威的声音遭遇无情挑战，创新才能繁荣昌盛。为了促其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创造性思想终将挑战墨守成规的现状和根深蒂固的权威机构。而创新城市的核心来自于非暴力冲突和按游戏规则办事。
在新自由主义主宰的世界，个人享乐盛行不衰，而公民道德的思想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下，亚里斯多德提出的雅典式都市生活意义，离我们渐行渐远了。一旦从古希腊的城市被驱逐出去，简直就是生不如死，而被驱逐者则不再得到地方神灵的庇护。 这就是为何苏格拉底选择服毒毅然赴死，而非听从朋友建议流亡外国。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当所有人都在谈“权利“的时候，几乎无人谈及公民义务。美国总统甚至不时鼓励国民积极消费，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与之相比，我们可怜的公民义务还只停留在纳税层面。而在大多数民主国家，连投票选举的活动也变得可有可无了。
最后一项战略呼吁公民道德，对许多人显得有些可笑，似乎我们的自由只是停留在“自由贸易”的层面上，而缺乏超越性意义，就像某些思想家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自由正好限制了自由的发展。我怎么理解公民道德呢？其中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忘却的一个事实：公共利益（public good）。在一个支离破碎的政治社区，很难建立这样的公共利益。一旦一个政治团体失效，就陷入了霍布斯式的无序状态，即所谓的失败国家，包括索马里、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家。除非从国家政治暴乱中解脱出来，否则公共利益毫无实质意义。而这一点正说明了为何协商式民主是可持续项目的实质组成部分：赋予每个成员塑造和构建政治社区的机会。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讨论。政治就是没完没了的交流对话，它也是一种日常的公民实践活动。
这种交流可以在不同层面进行。对地方市民来说，他们可以聚集在社区邻里的公共空间、小镇上或村落中。当我们在这些地方相遇，交流对美好城市的理解问题时，才重构出类似于都市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促使这种结果的发生。这正是阿伦特（Hanna Arendt）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的理想，现在似乎应该变为现实了。
我认为，可持续城市的口号实际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可以不做任何实质的改变而吸纳可持续的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我才提出六种互为关联的转变战略，要控制好资本的积累，并让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目的而非资本的增长，可能还需几十年的时间。在一个物质有限的世界，唯一不受限制的是永无止境的文化创造力。
我觉得这一观点适用于那些生活水平已经相当安逸的国家，即人均购买力（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达到10000美元的国家。而对那些人均购买力低于这一水平的国家，包括北半球的许多国家，在道义上仍有必要优先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但对那些超过这一标准的国家，就应该致力于推动国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追求更高尚的和精神层面更丰富的文明形式。
（本文校译：许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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